上周，微信又一次做出了改版。伴随着微信一次次改版而来的，是从未停止过的对自媒体人的热议。2016年，自媒体全面爆发，许多传统媒体的大佬也争相加入。他们之中有较早入场的弄潮儿，也有勇敢的挑战者……
财经作家、新媒体大v吴晓波曾说，“我觉得‘天’变得比想象的快…当新的世界露出了它锋利的牙齿，要么被它吞噬，要么骑到它的背上。”今天，当我们去看那些当初离职走向自媒体的人处境如何，或者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时，或许更应关注到：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那些喧嚣背后的隐忧。
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
——歌德
2016年7月29日，一度传得沸沸扬扬的原澎湃新闻ceo 邱兵离职事件终于有了答案。这天早晨8时许，邱兵通过个人朋友圈正式宣布离开《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并称已办完手续，开始创业。
与 2014 年创办澎湃新闻网时相比，这位掌舵传统媒体多年的新闻人，此时少了些激情澎湃，多了些未知的不安。他在朋友圈的留言如此写道：“用那么浅薄的已知，去搏击如此广阔的未知，我想每一个创业者的真实写照都应该是惶惶不可终日吧。”
而就在 2014 年夏天澎湃新闻网上线时，他还在发刊词中理想主义十足地发出呼声：“我只知道，我心澎湃如昨。”
这篇名为《我心澎湃如昨》的文章，用大部分笔墨讲述了20世纪 80 年代复旦大学两个年轻人的爱情被现实哗啦击碎的故事。与传统的发刊词相比，它更像文艺青年对陈年旧事的追忆缅怀。不过由于夹杂着新闻人不可遏制的理想冲动，它还是火了，在微信朋友圈几近刷屏。在崇尚流量、粉丝规模、内容变现的自媒体时代，邱兵仿佛一个拒绝倒下的旗手，孤傲地站在自媒体浪潮的面前。
但世事难料的是，两年的光景刚过，邱兵就加入了自媒体创业大军。
1
那些走向自媒体的人
自媒体号犹如一粒粒种子穿破地面拔地而起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曾经的信息传播链条完全发生了变化。媒体内容的生产不再由媒体人掌握，而是分散到了一个个机构或自然人的手中。信息传播的大门向无数普通人打开，把关人破天荒地被抛到了一边。信息源可以直接面对公众，不再需要由传统媒体人进行筛选。
对普通人而言，“无冕之王”犹如一个遥远的陌生的词，一个形容传统媒体人更形象的词是“新闻民工”。守护公平正义的济世情怀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担当，这样一度激励了无数年轻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充满商业气息的创业大潮当中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快速实现财务自由的创业故事。在自媒体的浪潮铺天盖地卷来的背景下，谈论理想情怀是奢侈的，创业、融资、估值、上市，这才是正儿八经的事情。
所以，邱兵从传统媒体离开，并没有引起怎样的慨叹和唏嘘。媒体人从传统新闻机构的一员变为独自弄潮新媒体的一分子，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
报刊总编、主笔，资深记者编辑，门户网站主编以及电视名嘴，开始扎堆离职，投向与互联网有关的领域。2015 年 11月，《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李径宇在《态度鲜明地支持“内容创业者”》一文中如此憧憬未来：
“所谓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伪边界，因为大量‘内容创业者’的出现而被打破，未来，这样的‘内容创业者’将更加凸显价值。他们失去的是表达成见这一锁链，得到的是整个鲜活的世界。”
写下这些话不久，李径宇辞去总编辑的职务，而投身新媒体。
2015 年 6月 18 日，卸任《新周刊》执行总编半年的封新城在微博上晒出手写离职信，宣布全面退出《新周刊》。离开以新锐为标签的纸质媒体《新周刊》的封新城，选择了加盟黎瑞刚华人文化基金。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虽然从来没想过会离开，很不舍与《新周刊》的感情，但是视频、影视领域的工作对自己吸引力更大，更想尝试新的内容，只能忍痛挥别。
他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整个传统媒体都被唱衰的情况下，你有没有本事、勇气踏入新媒体领域？虽然今年我 52 岁了，但我不怕，我愿意去闯一闯。”
也是在 2015 年 6 月，上海文广集团副总编辑兼第一财经总编辑秦朔通过微博证实了外界所传的他离职的消息。在微博中，他说自己在新闻一线奋斗了 25 年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驱使，希望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商业文明研究，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并进行自媒体的新尝试。
又沉寂 100 天后，秦朔宣告自己的创业项目“秦朔朋友圈”正式启动，这一主要针对商业文明研究的项目包括了微信公众号、视频和音频节目等形式。
2
一夜之间，他们都做起了公众号
“企业家”和“媒体人”两个本来只是被观察者和观察记录者的关系，如今发生了普遍的化学性交汇。
如果再往前溯及的话，将会发现，到 2016年离职加入新媒体的媒体人姓名已排列成一份长长的名单：
-网易副总编唐岩 2011 年离职创办陌陌科技，
-《凤凰周刊》主笔黄章晋2013年创办新媒体“大象工会”，
-《南方周末》编委邓科2013年创立的“智谷趋势”，
-新浪网总编辑陈彤 2014 年加盟小米公司担任副总裁，
-《外滩画报》总编辑徐沪生2014年创立“一条视频”，
-《第一财经周刊》总编伊险峰2014年离职投身创业项目“好奇心日报”，
-网易总编辑陈峰2015年离职创建致力于年轻人社交的app“盖范”，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泉灵2015年加盟紫牛基金，
-同是央视主持人的郎永淳2016年1月入职b2b钢铁电商平台“找钢网”，
-新华社曾报道“呼格案”的资深记者汤计2016年3月入驻企鹅媒体平台
……
而较早尝试新媒体创业的两位媒体人罗振宇和吴晓波更是蹚出了一条洒满曙光的道路。
2012 年年底，年届不惑的前央视财经频道制片人罗振宇从央视离职后，创办了自媒体脱口秀视频节目《罗辑思维》。这个秉承“魅力人格体将是新媒体时代最关键的传播节点”的创业者，高喊着“死磕自己，愉悦大家”的口号，开创了自媒体付费“会员制”的先河，把知识转化成了可以赢利的产品，并围绕终身学习构建起一个高聚合力的社群组织。
2015 年 10 月，罗辑思维的品牌估值就由 2014 年年底的 1亿元上升到 13.2 亿。
浙江杭州的财经作家吴晓波于 2014 年 5 月正式宣布试水自媒体，在微信上推出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在爱奇艺推出国内首档财经脱口秀节目——《吴晓波频道》。宣称“绝对不会迎合屌丝”的吴晓波，继续保持了他以独立的姿态面向精英群体表达的特质。
公众号上线后，“粉丝”数以日均 2000 人左右的速度增长。到第 300 天时，用户数量已突破 60 万，完成了近百次推送，不到一年快速实现赢利。尽管更喜欢被定义为“财经写作者”，但在新媒体浪潮的激荡中，吴晓波由中国商业史的记录者向参与者角色转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每日商报》记者利用百度指数搜索关键词“吴晓波”发现，2014 年之前，指数呈现出大势向下的态势，而从 2014 年开始曲线波动上涨，到了 2014 年 5 月之后，这条曲线的斜率进一步上扬。结论是，“他的自媒体尝试正在重拾传统媒体时代的影响力”。
吴晓波说：“我觉得‘天’变得比想象的快，纸质媒体及传统新闻门户正在迅速式微，我所依赖的传播平台在塌陷，而新的世界露出了它锋利的牙齿，要么被它吞噬，要么骑到它的背上。”
在这场巨变中，媒介组织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而个体却以不可遏止的态势崛起。
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和传统媒体诀别，给自己冠上自媒体创业者的头衔。一篇在 2015 年年底广泛流传的文章《我所有的朋友都去做微信公众号了》，从个体观察的角度反映出了这种变化：
“一夜之间，我所有的朋友都去做微信公众号了。在政府混吃的朋友，在事业单位等死的朋友，在跨国企业搬砖的朋友，在私人作坊卖身的朋友，在谈理想搞创业的朋友，在学校里头嗷嗷待哺的朋友，一夜之间，殊途同归，全部做起了微信公众号。”
3
喧哗中的忧虑
新时代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谁还会为昨日的夕阳惆怅呢？无论是怎样的媒体，虽然有些不适应，但都习惯了剧烈的变化。
今日头条继 2015年推出“千人万元”计划（保证 1000 个优质头条号每月从平台上获得不低于 10000 元的收入）后，2016 年 9 月又宣布拿出 10 亿元补贴短视频创作。腾讯推出“芒种计划”，对那些坚守原创、深耕优质内容的媒体和自媒体给予全年共计 2 亿元的补贴。百度在百家号 2016 内容生态大会上宣布，2017 年将累计向内容生产者分成 100 亿，所有个人和机构内容生产者都可以入驻百家号……
面对一切价值都被重估的挑战，传统媒体的倒闭已经引不起怎样的惋惜和同情。
《南方周末》在《在巨变的时代相依前行》中坦然地写道：
“太多的生活方式不是已经被颠覆，就是正在被颠覆中，当然一个积极的说法叫‘迭代’。频繁的迭代声中，于是，一切行业随时都会变成传统行业。跟不上时代是这个时代最致命的挑战，多少坚固如长城的东西已迅速销声匿迹。”
以往媒体那种严谨、规范的内容生产要求，虽然没有销声匿迹，但也被冲击新媒体冲击得七零八落。
灵活多样的叙事风格、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内容选择、易于传播的表现形式，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心甘情愿地将大量碎片化的时间消耗在自媒体上面。一些触动读者内心的自媒体文章借助社交软件，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病毒式传播，阅读量动辄达到 10 万 +、100 万 +。
自媒体的火爆场面，让人们看到了新的风口和机遇。内容创业不断上演着激动人心的故事，动辄估值上亿的新媒体层出不穷。
有人说，“自媒体以低成本的内容生产方式，尺度更大的表达能力，绕过传统内容管控渠道，与读者建立紧密联系并进行粉丝经营，一下站在了传统媒体的前面”。
这种说法还算客气的。
事实上，那些内容创造者最关注的还是流量以及变现，在资本力量面前，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粗陋代替了考究，事实和传言之间也越来越没有界限。新闻不断发生反转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措手不及的变化让无数人不知道该相信谁，读者也分不清究竟“何为真相”。
美国媒体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做的判断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社会守望者的功能的确大大降低了。就在 2015 年秦朔离职时，吴晓波曾在公众号文章《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表达过这种忧虑：
“媒体的公器特征不容玷污，媒体人不容缺位。若舆论的‘第三力量’瓦解，利益集团必然勾结妄为，最终受伤害的，则是全体的公民社会和弱势群体。”
在 2016 年年初，《重庆晨报》在《我们的新闻情怀从未改变》文章中写道：
“在自媒体众声喧哗的时代，专业的报道和负责任的解读显得那么急需和紧迫，更要客观公正，坚守良知，冷静求证，不误伤于人。”
扩展了言论的空间，而调查者却寥寥无几，事实远远满足不了自媒体的评论胃口。
上海的《新民周刊》所刊发的《我们只有做公众号这一条出路吗？》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人的期待，文章写道：
“我不敢设想，如果将来发生了战争，经济危机，以及各种大事，我们只能靠写公众号指点江山了吗？大家当然有自由选择轻浮的、丝化的阅读，但是这一定意味着精英的、信息量大的东西必死吗？如果要以洗去大多数人的智慧作为代价，这样的‘社会进步’，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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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盛 著丨2018.10